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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沈阳11月27日电(记者 左雨晴) 75年前，大批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活动，沈阳作为这一重大史实的发生地、见证地，具有极其丰富而重要的历史资料。近日，“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网络主题采访活动媒体记者团走进辽宁省沈阳市，参观沈阳站、沈阳市文化宫等相关故地，探访民主人士的“北上”足迹。

　　1948年11月，随着沈阳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考虑到沈阳作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共中央安排民主人士前往沈阳继续讨论新政协筹备事宜。随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章伯钧、陈其尤、章乃器等三批民主人士从香港等地辗转来到沈阳。

  拥有百年历史的沈阳站见证了民主人士“北上”东北解放区。 左雨晴 摄

　　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张恺新告诉记者，曾经的“平安座”——现沈阳市文化宫是当时沈阳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影剧院之一。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平安座”更名为“宏大电影院”，更名后的宏大电影院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迎接北上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一直以来，北上民主人士都是秘密行动，而这次活动则是他们到东北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张恺新说。

　　北上期间，在沈阳的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34位民主人士，同在李家庄的21位民主人士共计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对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坚决支持，并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胜利举行，新中国如一轮朝阳，在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

　　为了重现爱国民主人士为中华民族大义毅然决择冲破重重险阻、北上东北解放区的情境，展现爱国民主人士向着团结、统一、和平、民主、光明的新中国前行的信仰与精神，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还以民主人士秘密北上为背景创作编排了话剧《北上》。

  话剧《北上》主创团队接受采访。 主办方供图。

　　据介绍，该剧以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护送香港民主人士成功“北上”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香港、上海、沈阳三地为基本场景，以我敌双方“护送”与“反护送”的明暗斗争为主线，以三位主人公爱恨情仇交织演进为副线，通过小人物串联起大事件，突出展现中共基层党员及著名民主人士在“北上”历程中的初心与使命，充分体现革命战士及民主人士的献身精神与家国情怀。2021年，话剧《北上》在全国巡演，该剧被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目录，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

　　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话剧《北上》编剧张连波向记者介绍，以《北上》这部话剧为蓝本，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还在筹备后续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目前这本书有40万字，涵盖了‘北上’这一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填补了相关资料的空白。”(完)

　　中新社上海11月27日电 题：欧洲可从中国经验学到什么？

　　——专访德国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微

　　作者 王笈 谢梦圆 彭大伟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日前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400余位中外专家学者共话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全球视野下，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如何成像？欧洲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到什么？中西方文明如何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共同发展？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本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演讲嘉宾，德国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微。

施寒微在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海论坛上发言。张亨伟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本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提到，儒家传统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基石。在您看来，儒家思想如何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产生影响？

　　施寒微：儒家传统的特点是尊重传统，又开放求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并不是中国唯一的学说，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各种学说和解决方案。

　　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文学、宗教、哲学和管理经验的人有一个共识：过去的多种思想和理念，是塑造繁荣未来的丰富的思想宝库。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兼收并蓄，将多种文化融会贯通，发展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策略。

　　中国文化有着一套正确讨论礼仪、规则和一般规范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增强着中国人的能力，使之可以应对日新月异的环境，坚持不同选择，以及等待适当时机做出决定。此外，中国人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主要特点是，能够用出世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并不失幽默和风趣。

2020年9月28日，济南府学文庙大成殿前举行祭孔大典，纪念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2571周年。张勇 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您能否谈一谈欧洲对中国的兴趣缘起于何时，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

　　施寒微：从16世纪开始，欧洲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葡萄牙人、西方传教士等先后来到澳门。

　　17世纪至18世纪初期，欧洲人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翻译、编纂词典，试图在欧洲出版汉语作品，进口瓷器并尝试自己制造，在城堡里建造中式园林、中式风格的房间。

　　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变化，当时的中国陷入了一场分崩离析的灾难，太平天国运动等爆发，中国成为殖民者掠夺的对象，清王朝走向灭亡。

　　20世纪初期，中国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这一时期的年轻人试图改变这一现状，梁启超、毛泽东……他们都想要挽救当时的中国。我们(这一代汉学家)对中国的兴趣正是来自于近代以来中国充满剧烈变化的这一时期。就在四五十年前，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中国会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2021年5月，一辆北京公交集团的“红色专车”驶过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目前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有哪些主流方向？欧洲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到什么？

　　施寒微：过去四五十年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之前，没有人相信中国会有如此大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些发展，欧洲对中国的兴趣，从中国文明的古今一切，转变为了侧重当代中国。欧洲对中国的研究，从汉学变成了政治学，从研究中国的复杂性，变成了研究中国将何去何从、将如何改变世界。

　　在我看来，这是不够开阔的，因为如果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中国，你会看到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会看到机遇。

　　面对西方文明，中国始终在努力寻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过去40多年间，中国深入参与了全球文化交流对话。在规范和价值观方面达成相互理解，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前提。

　　欧洲人也要开始一次“长征”，我们应当向中国学习，就像中国向欧洲学习一样。为了维护国际秩序，欧洲应进一步加强其机构的代表性并使之更为专业化，以便在国际协商及和平解决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并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林立，观点众多，因此必须推动协商进程，尽可能取得各国人民的支持。

2023年5月，天津大学举办“第十三届国际文化节”，国际学生展示各国青年风采，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佟郁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西方文明应当如何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共同发展？

　　施寒微：年轻人走出国门很重要，他们会对其他文化产生兴趣，开阔思维、敞开心扉，寻找到自己的次优选择，有时候次优选择会是更成功的选择。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人出国学习，其他国家应该要做得更好。

　　遗憾的是，许多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西欧等，没有足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且其人数正在减少，各领域技术劳工缺乏已经成为问题。这不仅涉及智力和历史意识，还涉及普通教育。如果民众都是愚笨的，做出错误决定的概率和风险就会上升。所以我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寻找一种普遍美德。(完)

德国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微。王笈 摄

　　施寒微，德国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图宾根中国中心主任、资深教授。